不少備受尊敬的學者鮮有向同事、學生，甚至陌生人談及自己的心結和掙扎。任教於管理學系和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，並在最近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的霍士德教授，便決定分享自己數十年來對抗抑鬱症的心路歷程，希望洗刷精神疾病背負的污名，鼓勵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勇敢求助。
面帶微笑的霍教授說：「抑鬱症對生活的影響無孔不入—做事的動力、出門的意欲，連飲食、說話，甚至與人相處的方式，都會變得很不一樣。這就像在泥灘上跑步，無論做甚麼事情，都會特別吃力。假如不了解我的背景，相信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我有抑鬱症！」
霍教授形容自己是「功能性抑鬱」—即表面大致與常人無異，但內心長期與情緒交戰。談及此病的原委，他歸因於自己的一半華人血統，讓他小時候在白人為主的國家生活期間經常給其他小孩吐口水，甚至從學校跟蹤回家。他憶述：「我的抑鬱症其實源於種族欺凌。當年我跟隨家人從新西蘭移居北美時只有九歲。而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，種族之間缺乏包容﹐導致我在成長階段不時受人欺凌。」
自此，抑鬱症變成惡性循環，霍教授更會「自我欺凌」，對自己十分苛刻，越陷越深。深受父親猝逝、第一名孩子夭折、失去終身教職、跟妻子離婚等連串不幸事件打擊下，結果他在服食抗抑鬱藥物的同時，倚靠買醉和安眠藥度日。他曾嘗試戒掉濫藥的習慣，可是那段時期他感到更為孤獨無助。他說：「我當時的情緒極度不穩，更不斷自責，直到踏入三十歲才開始尋求協助。」
雖然霍教授受種種苦楚和酗酒等問題困擾，但他自2000年加入科大以來從無缺勤，2018年更獲商學院頒發Franklin傑出教學獎，以表揚他在教學上的專業成就。霍教授說：「抑鬱症是疾病，但別人一般會假設你一切安好。要知道，我是一個剛巧患有抑鬱症的父親、看護和老師，而非剛巧是老師的抑鬱症患者。兩者之間是有重要分別的。」
身為跨學科課程事務處「企業環境策略」課程導師，霍教授會採用案例研究、模擬、遊戲、小組討論等多種互動方式授課，並糅合經濟史、社會學、經濟學及環境學的視角，全面探討商界對待環境的態度。正因霍教授具備這樣的能力，即使學生的學術底子各異，亦無礙他們學習。 他說：「我喜歡在授課時加點幽默，像運用短片、雙關語，又或在討論時說說即興笑話 。」
霍教授富有同理心，加上觸覺敏銳，成為不少學生尋求精神慰藉的「樹洞」。他說：「多耐心聆聽，就可以給予深思熟慮的回應。真正的聆聽，是要了解對方的世界觀如何形成。」與學生傾談他們對功課、考試、前途或就業的憂慮時，他察覺到部分人有抑鬱症狀。但他強調，有抑鬱症狀的學生，不代表他們在學業或工作上出現問題，高材生患上抑鬱症其實並不罕見。遇上情況嚴重的個案，他會介入並協助學生解決難題，亦會評估他們是否需要由輔導員跟進。如學生急需尋求意見或情緒支援，科大學生輔導中心亦可安排個別輔導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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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科大有多項機制協助抑鬱症患者，但霍教授認為對受情緒問題困擾的人來說，此時此刻仍然困難重重。他說：「香港經歷連串社會事件和新冠肺炎疫情，患上抑鬱症的人創下新高。假如今年出現經濟衰退，我們大概需面對新的情緒健康挑戰。」
要向與情緒病角力的人表達關心和支持，其實並不困難。霍教授總結說：「不要對他們視而不見。主動伸出援手，細心聆聽，但切忌向對方說出一些陳腔濫調的道理，裝作正面。多關心家人、朋友、鄰居和同事，注意他們的情況，適時支援。患上抑鬱症，並非世界末日。如你跟我一樣患上抑鬱，須知道你並不孤單。陰霾總會有散去的一天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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