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及香港科大故事
20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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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抑鬱共舞
不少備受尊敬的學者鮮有向同事、學生,甚至陌生人談及自己的心結和掙扎。任教於管理學系和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,並在最近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的霍士德教授,便決定分享自己數十年來對抗抑鬱症的心路歷程,希望洗刷精神疾病背負的污名,鼓勵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勇敢求助。
霍教授(左)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。
面帶微笑的霍教授說:「抑鬱症對生活的影響無孔不入—做事的動力、出門的意欲,連飲食、說話,甚至與人相處的方式,都會變得很不一樣。這就像在泥灘上跑步,無論做甚麼事情,都會特別吃力。假如不了解我的背景,相信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我有抑鬱症!」
霍教授形容自己是「功能性抑鬱」—即表面大致與常人無異,但內心長期與情緒交戰。談及此病的原委,他歸因於自己的一半華人血統,讓他小時候在白人為主的國家生活期間經常給其他小孩吐口水,甚至從學校跟蹤回家。他憶述:「我的抑鬱症其實源於種族欺凌。當年我跟隨家人從新西蘭移居北美時只有九歲。而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,種族之間缺乏包容﹐導致我在成長階段不時受人欺凌。」
自此,抑鬱症變成惡性循環,霍教授更會「自我欺凌」,對自己十分苛刻,越陷越深。深受父親猝逝、第一名孩子夭折、失去終身教職、跟妻子離婚等連串不幸事件打擊下,結果他在服食抗抑鬱藥物的同時,倚靠買醉和安眠藥度日。他曾嘗試戒掉濫藥的習慣,可是那段時期他感到更為孤獨無助。他說:「我當時的情緒極度不穩,更不斷自責,直到踏入三十歲才開始尋求協助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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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放學子心靈
一如各地學子,科大學生也在努力適應因全球疫症大流行和局部封城所帶來的影響。當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,不少人因前景不明朗而越發焦慮不安。
對主修生物科技、應屆畢業生鍾施朗而言,前景似乎尤其黯淡。由於全球經濟受疫症重創,這一屆畢業生將面對近數十年最嚴峻的就業環境。
她說:「畢業班學生為前途感到憂心和忐忑,是人之常情,但我們這一屆還要面對其他問題。現在同學之間無法面對面一起討論問題,令人更加沮喪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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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症爆發前,去年歷時數月的社會事件已大大影響正常授課。在大學最後的關鍵一年,施朗真正可以在校上學的日子只有短短兩個月。
科大學生輔導中心主管及臨床心理學家陳彩銀博士指出,今次疫症波及全球,即使沒有任何誘因﹐越來越多人不期然會感到惶恐焦慮。她說:「部分學生對新冠病毒感到不安和沮喪,我們的職責就是為這些同學提供支援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