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聞及香港科大故事

不少備受尊敬的學者鮮有向同事、學生，甚至陌生人談及自己的心結和掙扎。任教於管理學系和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，並在最近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的霍士德教授，便決定分享自己數十年來對抗抑鬱症的心路歷程，希望洗刷精神疾病背負的污名，鼓勵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勇敢求助。 霍教授(左)榮獲跨學科課程事務處卓越教學獎(研究院組別)。 面帶微笑的霍教授說：「抑鬱症對生活的影響無孔不入—做事的動力、出門的意欲，連飲食、說話，甚至與人相處的方式，都會變得很不一樣。這就像在泥灘上跑步，無論做甚麼事情，都會特別吃力。假如不了解我的背景，相信大部分人也看不出我有抑鬱症！」  霍教授形容自己是「功能性抑鬱」—即表面大致與常人無異，但內心長期與情緒交戰。談及此病的原委，他歸因於自己的一半華人血統，讓他小時候在白人為主的國家生活期間經常給其他小孩吐口水，甚至從學校跟蹤回家。他憶述：「我的抑鬱症其實源於種族欺凌。當年我跟隨家人從新西蘭移居北美時只有九歲。而當時的美國和加拿大，種族之間缺乏包容﹐導致我在成長階段不時受人欺凌。」  自此，抑鬱症變成惡性循環，霍教授更會「自我欺凌」，對自己十分苛刻，越陷越深。深受父親猝逝、第一名孩子夭折、失去終身教職、跟妻子離婚等連串不幸事件打擊下，結果他在服食抗抑鬱藥物的同時，倚靠買醉和安眠藥度日。他曾嘗試戒掉濫藥的習慣，可是那段時期他感到更為孤獨無助。他說：「我當時的情緒極度不穩，更不斷自責，直到踏入三十歲才開始尋求協助。」

一如各地學子，科大學生也在努力適應因全球疫症大流行和局部封城所帶來的影響。當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，不少人因前景不明朗而越發焦慮不安。 對主修生物科技、應屆畢業生鍾施朗而言，前景似乎尤其黯淡。由於全球經濟受疫症重創，這一屆畢業生將面對近數十年最嚴峻的就業環境。 她說：「畢業班學生為前途感到憂心和忐忑，是人之常情，但我們這一屆還要面對其他問題。現在同學之間無法面對面一起討論問題，令人更加沮喪。」 閲讀相關文章：抓緊逆市中的難得機遇 疫症爆發前，去年歷時數月的社會事件已大大影響正常授課。在大學最後的關鍵一年，施朗真正可以在校上學的日子只有短短兩個月。 科大學生輔導中心主管及臨床心理學家陳彩銀博士指出，今次疫症波及全球，即使沒有任何誘因﹐越來越多人不期然會感到惶恐焦慮。她說：「部分學生對新冠病毒感到不安和沮喪，我們的職責就是為這些同學提供支援。」